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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甫到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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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国诗的浅见及唐代与近现代爱国诗的对比

爱国是一种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广泛存在于社会个体的情感和价值取向,而诗歌恰恰是是一种极适合用于表达情感的文学体裁,因而爱国诗在诗歌中一直是一个庞大的门类。

然而,虽然爱国诗所传达的情感大体上我们可以统一归为“爱国”,但是根据诗人的个人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爱国诗在不同语言和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具体的情感内涵都有略微不同。

本文将简述我对于爱国诗的认识和理解,并着重以闻一多和杜甫两位诗人为例,从对比中浅析中晚唐和清末民初这两个时代爱国诗的相似之处以及区别。或许不甚专业,但笔者将尽力将自己的见解表达清楚。

首先我们应界定什么是爱国诗。按照当代的观点,爱国应当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以及对国家发展和利益的维护[1]

受封建王朝“家天下”思想的局限,在古代“爱国”很多时候会和“忠君”画上等号。当然,因为统治者的利益诉求往往就是政权的利益诉求,而政权的利益诉求和国家的利益诉求有其一致性,所以这种思想也是可以理解和认可的。比如我们解读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一句时,重心不应在“君王”或“生前身后名”,而应该落在“天下事”。又如李贺的“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写出了战士的骁勇忠诚和悲壮慷慨,虽忠的是“君”,但卫的是“国”。

此外,很多爱国诗还具有政治批判的属性。在爱国诗的发轫《离骚》中,屈原用“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让人从诗人自身的遭遇窥见了时代和政治的黑暗;到了晚唐大厦将倾之时,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借古讽今,痛斥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和纵情声色;而在民国时期的现代诗中这样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如穆旦的《控诉》中“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铿锵而毫不避讳地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血腥。

爱国情感最深邃的部分——也是很多爱国诗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黎民百姓的同情怜悯和对天下苍生的关怀。李绅最为脍炙人口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把目光转向了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艾青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中对“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岁月的艰辛”表达了深深的怜悯;牛汉在《血汗马》中用极为明显的暗喻写出了“汗水流尽了”甚至“胆汁流尽了”还要辛劳直到“扑倒在生命的顶点”的贫苦劳工的悲惨。这种爱国,是真正扎跟进大地的爱国,是属于人民的爱国。

综上所述,我认为爱国诗应当有三层立意——其一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也就是诗人的情感抒发和政治愿望;其二是针砭时弊,能够对国家和社会的弊病提出抨击;其三在于能真正认清一国之本在于民,胸怀天下,心系黎民。

 

对“爱国诗”这一概念有了大致的界定,我们再接着从近现代和中晚唐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似性说起。

最为显著且几乎无可争议的一点是,这两个时代都有极为严重的军阀割据现象。唐中晚期藩镇割据极为严重,唐王朝几乎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2];清末民初社会状况也相似,虽然清政府和后来的民国具有名义上的统治权,但实际上的地方政权掌握在各大军阀手中[3]。在政局混乱的社会条件下,民众饱受涂炭之苦;频频燃起的战火使得国家经济条件和物质水平持续低迷甚至下降,百姓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这种状况虽为国之不幸,但也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时局、关注底层人民,客观上为爱国诗提供了创作土壤。

 

因此,中晚唐的爱国诗和近代爱国诗的重要共同点之一在于,大量作品以抨击割据势力的倾轧权斗和为官者的无为作为主题,这也正是上文所提到的爱国诗的政治批判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杜甫的《岁暮》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
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
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诗人已是老朽之身,但在国家遭受战乱时仍对于报国有着一腔热血;而“朝廷谁请缨”则颇为讽刺地写出了达官贵人居庙堂之高却于国难之际畏缩不前的懦弱无能。两相对比之下,晚唐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丑陋极为彻底地暴露了出来。这种对比对于贪官酷吏的自私无能或是愚蠢残暴具有极强的批判效果,在杜甫的爱国诗中很常见,名篇《江南逢李龟年》中运用得更为巧妙——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全诗无一字直接提及王公贵族的奢靡,却借一个卖艺乐师生活境遇的落差把这些位高权重者狠狠羞辱了一番,同时又含有对盛世不复的惋惜——而这盛世的衰落还是要归咎于这些人的穷奢极欲和庸碌无为。短短四句,语言平和甚至轻松,却是辛辣至极。

杜甫善从所见所闻中抒情,用对比表意;而作为现代诗早期的代表人物,闻一多的爱国诗在文学上与杜甫有极大的不同。比如《火柴》一诗,很好地运用了现代诗朦胧的特点,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这些都是君王底
樱桃艳嘴的小歌童:
有的唱出一颗灿烂的明星,
唱不出的,都拆成两片枯骨。

社会底层人民和统治阶级的形象在诗中刻画得非常精妙,统治者草菅人命、鱼肉百姓的罪恶用诗意的语言表述出来的时候,能够给读者强烈的心理冲击力,让人毛骨悚然。

这种隐喻和象征的手法,闻一多在许多作品中运用得都很成熟,如他的代表作之一《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在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中华大地的千疮百孔被形象化了,统治阶级的肮脏行径和丑恶嘴脸被具体化了。这首诗的艺术力量,丝毫不亚于在那些军阀和掌权者脸上扇了一个重重的耳光。

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闻一多统治者的嘲讽和对祖国伤疤的揭露,正缘于他对祖国深入骨髓的爱。他所期待的,是一个富庶、和谐、美丽、安宁的中国,这与他看到的中国不一样。所以他以笔为武器,用诗去挑战这一切,想要改变这一切。这是爱国诗人质朴纯洁的理想,也是爱国诗最重要的价值体现之一。

 

中晚唐和近代爱国诗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在于有大量作品体现出了民本思想。不管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以及当代,国家的主体都应当是广大人民。所以,真正优秀的爱国诗,应该着眼于最普通的百姓。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即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此时的杜甫在经济上极度困顿窘迫[4],自己居住的是逼仄狭小而且漏风滴雨的草庐。但纵使处于这样的境地,他心里想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甚至“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此时,“处江湖之远”甚至穷困潦倒自身难保的杜甫,仍然时刻想着兼济全天下的穷苦民众。

我通常认为,诗歌最重要的在于情感;但在杜甫的诗中和杜甫本人身上,我看到了比情感更重要的东西——情怀,济世的情怀。

当然,所谓“济世”绝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虽然杜甫出生于氏族大家,年少时家境优渥,但他的一生却眼看着唐王朝由盛转衰[5]。从盛世到乱世的落差,杜甫有切身的体会,因而他能够真正理解百姓的想法。更准确地说,他已不再是那个带着名门之后的光环、社会地位崇高的知识分子,他已经是百姓中的一员。作为一个百姓,他知道,每个人都要有饭吃,每个人都要有房住;他知道,当他不再高高在上,当每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人都成为人民的一部分,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当然,我们再来看与杜甫相隔千年的诗人闻一多。闻一多爱国诗中的民本思想,在继承杜甫等古代诗人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近现代以来的历次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使得闻一多的爱国诗中民本思想变得更为成熟。

杜甫的民本思想关键在于让百姓安居乐业,要求君王亲民爱民,他在诗中描绘的是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活画卷,是物质上的丰裕[6];而闻一多的诗中,民本思想还包括了尊严和权利——换句话说,闻一多民本思想的终极理想是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这在他的《一句话》中有极佳的表达——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样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首诗把旧时代人民地位的卑微和受到的压迫摆上了桌面,把统治阶级的血腥蛮横也拉到了台前。诗句语气强烈,一字一句像枪弹一样打在统治者身上。这是对之前五千年等级社会传统和思想的尖锐质问,更是对人民主权的美好向往和民本思想的强烈呼吁。

闻一多知道,民本思想,尤其是人民主权的想法太过大胆;他也知道,在他之前的五千年里,没有人敢说。但他更知道,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国家终归属于人民;他更知道,民众对封建压迫的愤懑总有一天会彻底爆发。

闻一多深沉地爱着祖国,他坚信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坚信这个国家的主权总有一天会交到人民的手上——纵使他的一生看到的都是灰暗的满目疮痍的中国。

但这就是爱国诗人——看见的是黑暗,但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总会发生。

 

参考文献:

[1]罗大文.试析爱国主义的内涵、结构与功能[J].学术论坛,2006(06):58-61+87.
[2]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4):40-45.
[3]来新夏,莫建来.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9(05):1-17.
[4]闵和顺.城中十万户 此地三两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新探[J].云梦学刊,2012,33(03):64-68.
[5]胡可先.杜甫与安史之乱[J].杜甫研究学刊,2003(02):1-11.
[6]冯建国.论杜甫的民本思想[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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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