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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为津门南开》回忆录
《公为津门南开》回忆录

终于还是演完了。

这是我带着演员们在台上谢完幕灯光暗下时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

说实在的,这种想法很复杂——

演出完成了,虽然有些小差错但还算成功,就像台词说的那样“我是打心底里高兴”;辛苦了半年了,终于结束了,不用再花时间背台词和排练了,总算解脱了;但是,真正在我心里久久荡不开的,竟是空落和疑惑——

怎么就演完了呢?

张伯苓的故事,我还没讲完呢;老校长的这辈子,我还没演够呢。

是啊。张伯苓的故事,怎么讲得完呢?老校长的这辈子,怎么演得够呢?

张伯苓在世的七十五年,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啊。就算让我花上自己的一辈子,那也未必讲得完啊,更何况是短短半年呢。

这半年,实在是太短了啊。这半年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呢。

那是2016年11月8日,学校的话剧《杨石先》在津湾大剧院公演。我作为群众演员,站在了舞台上。在那个我曾经无数次路过的剧院,那个我曾经欣赏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的舞台,我扮演杨石先老校长的学生,在他的雕像前献上鲜花。

那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不过对我来说,难忘的,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而是伸手触摸那段历史的感觉,是去了解那位我们之前不甚了解的老校长杨石先的感觉,是第一次体会到真正具体的南开精神的感觉。

当时我有些愧疚。我想,作为一个南开人,之前我怎么能不了解杨石先老校长呢。

接着一个想法跑了出来——

作为南开人,我们怎么能不了解张伯苓老校长呢?

张伯苓,南开的每个学生都是知道的——因为新生的入学教育是必定要讲的。但是,张伯苓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了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他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他的一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传奇?

这些,南开的学生应当是不甚了解的。关于张伯苓的这些故事,之前似乎也还没有多少人讲过吧?

那么我,就来做这个讲故事的人吧。

有什么不可以呢?家里有长辈从事文艺工作,我从小便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中学期间,我也编剧和导演了几部班级的话剧和小品。因为之前的经验,我自信能用话剧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在11月14日晚上向软件学院的张玉志院长提了出来。张院长很快就回复了我的提议,并给予了我热切的鼓励。第二天同学院团委书记李慧老师商议后,这部话剧便被提上了学院的日程。

现在对张伯苓老校长和南开精神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再回过头来想想,我既不是学生干部,又不是团委成员,只因为有一个好的想法便得到了学院的全力支持。我想,这便是张伯苓老校长提出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的最质朴而真实的体现吧。

对于这部话剧的定位,我最初的意见是作为学院元旦晚会的一个节目;但李慧老师鼓励我,“既然要玩就玩大的”,用更多的时间准备,在更大的舞台,上演更完美的作品。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和软件学院2016级四个班的班长坐在一起,讨论招募主创的事宜。一班班长丁泉是毕业于南开中学的“老南开人”,对南开的热爱让他成为第一个加入主创团队的成员,担纲整部剧的协调和剧务统筹工作。之后柳郁青加入主创团队,担纲剧本统筹负责研读校史校对剧本,并担任女主角饰演张伯苓老校长的夫人王淑贞。

11月23日,我正式开始创作剧本。这距离话剧上演的2017年4月23日,正好五个月。

剧本的草创阶段,我就给我的团队定下了较高的目标——

因为这是一部历史正剧,所以我们力求把最真实详尽的史实展现出来;同时,我又希望通过这部剧我们能把张伯苓老校长塑造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人”,而不是面具化脸谱化的“人物”。因此,我们在情节的安排和细节的考证上格外注意,保证还原历史事实的同时又要尽可能丰富细节,尽可能让人物丰满立体。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三名主创对剧本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揣摩,每一句台词都再三推敲。

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在D501宿舍里,丁泉会看着我列出的剧本大纲从一个“老南开人”的视角提出见解,和我一同推敲情节;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在图书馆七楼,柳郁青会核对我刚刚写好的章节,按照校史提出修改意见。

因为年代久远,不同史料中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不甚相同,对于同一个人物的评价褒贬不一。我们会为了确认事件发生的时间翻查天津市地方志的电子档案,会为了塑造好一个配角而详读一篇人物传记。

那段时间,我们近乎疯狂地收集相关的文学和影视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考据。我看完了2005年唐国强老师主演的电视剧《张伯苓》,柳郁青读遍了《张伯苓自述》、《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和《南开大学史话》,丁泉数次重访南开中学。

随着对校史的发掘,我们主创团队的三个人都对张伯苓老校长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对南开精神有了一个重新领悟的过程。

对我们来说,原先的张伯苓,只是历史云烟后的一座精神丰碑;原先的南开精神,只是虚无缥缈的一个思想寄托。

然而现在,一切仿佛近在眼前,近到可以伸手触摸。在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张伯苓呈现给观众之前,一个历尽磨难的理想主义教育家形象、一个胸怀大爱的仁者形象、一个以身许国的国士形象首先在我们心中清晰起来。

与此同时,排演这部剧的目的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不管是“元旦晚会上的一个节目”还是“更大的舞台上更完美的作品”,一开始我的目标都只局限在了“一个文艺节目”的层面。但是对张伯苓老校长一生的风雨了解得越多,我就越觉得我的任务不只是塑造好一个人物;对南开精神理解得越透彻,我就越认为我们的使命不只是讲好一个故事。

我们要做的,是成为老校长崇高人格的表现者和南开精神的传承者。

任务变成了使命。我们肩上的担子,骤然加重。

我们要完成一场充满正能量的演出,但它不应该是一部教条式的“样板戏”,而是一出真正能够打动人,让人情不自禁流泪的话剧。我们要表现张伯苓老校长的风骨,但它不应该是关于南开精神的空洞说辞,而是让每一个南开人都能潜移默化接受的言传身教。

剧本创作几近完成,但关于名称我们一直没有一个较为成熟的想法,直到我们发现了广东卫视出品的关于民国大学校长的系列纪录片《先生》中讲述张伯苓老校长的一集——

《公为津门南开》。

公为津门南开。

好一个大气的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当纪录片的片头出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莫名觉得这个名字很打动我,或者说很令我震撼。于是我立刻决定了:咱们的话剧,就叫《公为津门南开》。

如今想来,这名字定得似乎有些草率,甚至似乎带着点歧义。但幸运的是,这名字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它似乎说的是张伯苓老校长在这天津卫筚路蓝缕建立南开的史实,又好像是在歌颂张伯苓私学为公的义举,甚至还可以理解为张伯苓敞开高等教育的大门将精英教育平民化的映射。但是不管怎样去诠释,这个语义略有些模糊的短语,都是对张伯苓老校长跌宕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的最好解读。

因为有了话剧的筹备工作,我们整个团队的寒假都过得并不轻松。

彼时剧组已经由三名成员的主创团队扩展为包括场务统筹张旻鹤,美术统筹马弋涵和音乐统筹刘孙和在内的六个人的核心团队,演员招募工作也基本完成,但对于这出戏该怎样排,什么时候排,排成什么样,我们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

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个出色的团队——

丁泉为了协助我制定后续工作的计划,把回家的时间推迟了两天;张旻鹤反复拣选道具,力求在尽可能少的经费和尽可能好的效果中寻求平衡;马弋涵在背景的绘制上颇费了番功夫,竭力满足场景要求 。可以说,他们在假期的工作奠定了后续排练的顺利进行。

假期里,团队的其他成员在各自的家乡,牺牲假日里本该有的安适,为这部话剧而忙碌;而我在家乡九江,拜访了九江市话剧团团长何庐珍老师。

何老师不愧为老艺术家,对话剧艺术的理解独到而深刻透彻,对我的指导也耐心而切中肯綮。按照何老师的建议,我对剧本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何老师还在演员排练、艺术效果和舞台设计等方面对我进行了悉心的指导,让我对之后的工作把握住了明确的方向。

这个寒假有可能会是我们大学生涯中最忙碌的一个假期,甚至让我有了些高中假期的感觉,鲜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不过话剧不就该这样吗?一群人为了呈现出最完美的艺术效果各尽所能,力求在观众面前有一场最精彩的绽放。

身为中国话剧艺术的领路人,张伯苓老校长如果泉下有知,也应该是异常欣慰了。

很多人觉得排练是一个打磨话剧的过程,而我更愿意认为排练其实是一个打磨我们演员自己的过程。

话剧界有这样一个说法: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而话剧才是演员的艺术。

的确是这样。一部电影的成功,关键在于导演对镜头和剪辑的把握以及整体节奏的拿捏,要让观众的思想与镜头的视角同步;一部电视剧的成功,关键在于编剧对情节的塑造,要让观众的情绪跟着故事起伏;而对于一部话剧来说,所有的精彩都依托演员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语,演员必须用自己的表演把观众带入情境,使观众与自己产生心灵的共鸣。

因为话剧是一种舞台艺术,话剧演员天然地和观众有一段距离。在舞台上没有特写镜头,只能由演员来主动消除距离感,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看清自己的表演;在舞台上没有后期处理,演员必须尽可能避免失误,因为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会直接被观众看到;在舞台上没有蒙太奇,没有演错重拍一说,演员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一镜到底。

话剧艺术的这些特性,对我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我们排练的那段时间,软件楼409教室的灯光经常一直亮到深夜。从一句话甚至一个词的语气,到神情与动作,再到舞台上的走位,我对演员的指示近乎苛刻。但让我深受感动的是,没有一位演员对此有抱怨,他们都在竭尽所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甚至会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提出修改意见。对话不顺畅,改;动作不自然,改;逻辑有问题,改。经过不知多少次的排练之后,每位演员的台词上都写满了注释和舞台说明。

演员们真的都太不容易了,一方面要顾及自己的学业,另一方面还有其他的活动。每个人都是从没有时间里挤出时间来参加排演的,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最好的状态面对这部话剧。

然而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演出人物的语言神态或动作,而是演好人物的情感。

虽然在前期对校史的考察和剧本创作过程中我们已经对剧中人物有了足够的了解,但我们始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虽然我们走得很近了,但还没有近到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们一直在仰望张伯苓老校长,却没能从他的视角审视这段历史。

但是演员能否进入角色决定了一部话剧的成败——

只有当你进入角色了,你才能带着观众进入故事;只有当观众进入故事了,你才能把这个故事讲好。

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我又开始重读那些史料和传记,又开始看张伯苓老校长的著作,试图在字里行间体会老校长的心绪。

渐渐地,我能够理解了。我理解了张伯苓筚路蓝缕创办南开时的满腔热血,也理解了他得知学生被捕后的心急如焚;理解了南开被日寇毁后张伯苓重新振作发展南渝中学时胸中压抑的悲愤,也理解了四子因抗日殉国后他强忍悲痛安慰家人时内心隐藏的痛苦;理解了抗战胜利后张伯苓的喜悦,也理解了南开复校后他的欣慰;理解了张伯苓目睹国民政府的黑暗后作为参政者却无力改变的绝望与愤怒,也理解了他在蒋介石劝其赴台时作为老朋友却道不相同的惋惜与纠结。

理解了这些,我终于能与张伯苓老校长同喜同哀同怒同乐。甚至当情绪酝酿到位时,我的一些台词会脱离剧本,即兴发挥,因为身处老校长的角度我会觉得这样说更为恰当。而每次即兴发挥的台词都会被我写进剧本的修改,因而从定稿一直到最后的演出,剧本依然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到了后来,演张伯苓老校长落泪的戏,我会真的哭起来。为饱受坎坷的老校长哭,为命运多舛的南开哭,为多灾多难的时代哭,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哭。

那一刻,在排练场上的我,仿佛就是张伯苓。

那一刻,我才真正认识了张伯苓。

正式演出时,观众不算多。

演出开始前,李慧老师安慰我,话剧是一门曲高和寡的艺术,让我不要沮丧。

不过说实话,我一点儿也没有沮丧——

到了这个时候,支撑我的已经不再是任务或使命,而是情怀。

情怀是不可以被拿来消费的。

情怀是不可以用观众的多寡来衡量的。

我要做的,是演好这出戏。不管台下有多少观众,哪怕只有一人,我们都要拿出最精彩的表演,我们都要对得起观众。

更重要的,是我要对得起我自己的付出,要对得起剧组这么多人的付出;要对得起南开,要对得起老校长张伯苓。

真正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受到我原本以为会有的紧张。橙色的灯光打在身上有些热,除此之外与排练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很快就完成了。

观众虽少,却都礼貌而热情。表演进行的时候观众席鸦雀无声,而换幕和演出结束的时候则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当然,这掌声反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团队,我们的表演还存在不少的瑕疵甚至是失误,热烈的掌声让我觉得有些受之有愧。

不过,我们每一位演员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以说,我们的表演至少能够无愧于观众,无愧于我们自己,无愧于南开,无愧于老校长张伯苓。

我们已经用一场问心无愧的表演,为半年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对我们而言能够算是完美的句号。

这些,是观众看到的。

十一

而有些东西,是观众没有看到的。

观众没有看到,在演出临近时工作压力剧增,繁多的事务挤压着我的勇气和信心,我自己曾打起退堂鼓。是丁泉和柳郁青的兢兢业业让我自惭形秽,是他们为我垂范并给予我鼓励,才支撑着我走下去。

观众没有看到,张旻鹤从演出前两天开始就被肠胃问题困扰,却带病坚持完成了演出。

观众没有看到,演出前一天晚上我们一直彩排到音乐厅闭馆。

观众没有看到,演出当天凌晨柳郁青因为担心最后的艺术效果联系我,要求早上增加一场彩排。

观众没有看到,为了解决早上临时发现的道具问题,工作人员都跪在地上整修,甚至有演员刚走完自己的戏份就去帮忙。

观众没有看到,因为演出前两小时的最后一次彩排,许多演员到晚上十点才有时间吃晚饭。

观众没有看到,在开场前最后几分钟,丁泉自己也很紧张,却来劝慰我放轻松。

这些,都是观众没有看到的。

但这些,对我而言却比舞台上的一个多小时更加重要。

这些,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我真的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团队。有这样一个勤劳进取,有勇气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团队。

能与这样的一群人并肩作战,实在是我莫大的荣幸。

十二

我已经数不过来,前前后后到底有多少人为这部剧付出过了。不只是我们三名主创,也不只是我们六名核心团队成员,甚至不只是整个剧组的三十来号人,还包括了何庐珍老师对我们排演的不断关注,包括了翔宇剧社在道具上给予我们的支持,包括了软件学院团委在全过程中的不懈努力。

诚然,这半年来花在话剧上的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太多了,也太奢侈了。这半年里,每个人都太累了。我,也太累了。

这样来看,这半年又似乎是太长了啊。

如果现在问我,今后会不会再当导演再排一出话剧,我想应该是不会了。但是如果给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让我回到过去决定要不要排这部剧,我的选择一定还是要。并且,我会做得更完美。

是啊,最终演出的时候,还是有不少瑕疵的。许多细节让我觉得,“当时如果那样做,或许会更好”——

如果提前再彩排一遍谢幕,或许就不会出纰漏了。

如果注意一下帷幕,舞台或许会更美观。

如果再粘一抹假胡子,或许形象上会更像一些。

……

的确,该后悔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唯独对于排演这部话剧本身,我,从不曾后悔。

我不后悔,因为我认识了原本没有机会认识的人并渐渐与他们逐渐熟识,产生真挚的友谊;我不后悔,因为我获得了执掌一次大型活动的机会,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严酷的考验和显著的提升;我不后悔,因为这出话剧排演的过程就是南开精神对我逐渐浸润的过程,是我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南开人的过程。

十三

文章快写完了。

这篇文章,从演出结束第二天就开始写了,到现在写了半个月,终于快要写完了。一方面因为每天都有其他事情要做,只能断断续续地写,每天写一小段;另一方面,因为整篇文章的遣词造句我都反复拿捏,润饰文字。

不过,虽然文字是润饰过的,但文章里记录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每一次抒情都是我真实情感的体现。

我必须让人知道,《公为津门南开》幕后的故事;必须让人知道,我的心路历程;必须让人知道,剧组每一位成员的付出。

我必须让人知道,我怀念那段时光。

早在我们将道具和服装从软件楼409教室搬到演出的学生活动中心时,我就预感到我会怀念我们紧张筹备和密集排练的这段时光。今天,演出刚刚结束半个月,我已经开始怀念那段时间发生一切了。

图书馆七楼对剧本每一个情节和每一句台词的反复推敲,不会再有了;D501宿舍里对演员遴选和演出安排的深入讨论,也不会再有了。我们不需要再为背不熟台词而烦恼,也不需要再因为排练时间冲突而忧愁。不需要再考虑道具和服装的安排,也不需要再训练每一个表情和语气。软件楼409教室已经被打扫干净,抹去一切这里曾经有话剧排练的痕迹,重新变回软件学院ACM队的教室。

话剧结束了,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世界上唯一的张伯苓已经不在了。《公为津门南开》也演完了。我的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

但是转念一想,何必伤感呢?

老校长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们已经在舞台上让他再次鲜活;话剧结束了,但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可以继续把它演下去。

正如《公为津门南开》的最后一句旁白说的那样——

张伯苓,已离我们越来越远。跨越历史的云烟,我们已难再寻觅他的音容笑貌。但是张伯苓的精神,却跨越时间的阻隔,在一代又一代南开人身上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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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终于还是演完了。 这是我带着演员们在台上谢完幕灯光暗下时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 说实在的,这种想法很复杂—— 演出完成了,虽然有些小差错但还算成功,就像台词说的那样“我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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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9